How institutional digitalization reshap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form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s Digital Village Pilot Policy
Su Li · Changjun Yang
用双重机器学习与空间DID评估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对新农业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
基于1743县2014-2023面板数据，用DML与SDM-DID做准自然实验。
试点政策显著提升新农业业态创业，经技术创新、数字基建与数字金融中介，并对邻县有负向溢出。
可探究政策负向空间溢出的形成机制及跨县协同激励设计，避免创业资源虹吸。
基于1743个县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扎实、结论有政策参考价值，值得进入每日精选。
农业新业态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传统农业约束、实现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然而，制度数字化能否有效激发农业新业态的创业活力仍不明确。本研究构建了“机会创造—机会识别—机会转化”的理论框架，并将中国2020年实施的数字乡村试点政策（Digital Village Pilot Policy，DVPP）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1743个县2014—2023年的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双重机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DML）和空间杜宾双重差分（Spatial Durbi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SDM-DID）等模型，系统识别制度数字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动（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Forms，EANA）的影响、传导机制、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DVPP显著提升了EANA，且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SCM-DID）和工具变量（IV）估计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2）农业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发展发挥中介机制作用；（3）政策效应在数字接入水平较高、交通基础设施较完善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更为显著，呈现出中部>西部>东部的格局，且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显著更强；（4）DVPP对邻近县的EANA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拓展了关于制度数字化与农业新业态创业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化数字乡村发展、培育农业新业态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