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get legalisation and urban l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Budget Law
Zhihao Zhou · XU Pei-yuan · Mingsong Sun 等 4 人
基于2015年新预算法，用DID估计预算法治化对城市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DID设计，2010-2019年124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财政透明度低的城市改革后土地生产率显著下降，源于投资与科技支出减少。
可探究预算法治化长期能否通过财政纪律与创新补偿机制逆转土地生产率的短期损失。
研究财政预算立法对城市土地生产率的影响，虽涉及耕地保护与食物系统韧性，但核心属财政与城市治理议题，与三农、农业信息化、智慧农业主线关联薄弱，不建议进入每日精选。
城市土地扩张对可持续城市化、耕地保护和粮食系统韧性构成了重大治理挑战，因为现有城市建设用地的低生产率加剧了农业、生态和城市发展目标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财政政策和资源配置决策能够显著影响城市土地生产率（Urban Land Productivity, ULP）。随着全球各国政府日益推进预算法治化，财政活动受到更强的法律约束，产生了治理改善效应和财政调整效应，二者可能共同影响ULP。然而，预算法治化对ULP的因果效应仍缺乏充分认识。本研究考察中国2015年新《预算法》，这是一项全国性财政改革，根据各城市政策前的财政透明度产生了差异化的政策暴露。采用双重差分（DID）设计和涵盖2010至2019年中国1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集，我们发现政策前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城市在改革后ULP下降幅度显著大于政策前透明度较高的城市。估计的差异化下降幅度为每平方公里6.69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样本均值的11.26%，并在一系列设定和有效性检验中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这一短期下降与投资活动减少和政府科技支出降低有关。此外，短期负效应在东部城市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研究不仅建立了预算法治化与ULP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财政-制度权衡：法律约束虽能增强公共问责和财政纪律，但可能暂时削弱维持较高ULP水平所需的投资和创新能力。